别再说中国是“陆地文明”,3.2万公里的海岸线,写满了惊涛骇浪的传奇。从渤海湾到南海礁,海风吹过的不只是潮汐,还有文明的回响。这里藏着秦始皇东巡时的野心,也有宋元商船远航时的喧嚣;有盐田渔港的柴米油盐,也有泉州港口的万国来朝。
大海不是边界,而是起点,它塑造了一个民族与世界对话的方式。现在,就跟随这条海岸线,看一遍属于中国的“向海而生”。
海上仙山:风景与想象
北起辽宁鸭绿江口,南抵广西北仑河口,萦回的海岸线上,藏着东亚大陆的轮廓。在其一边,四大近海首尾相衔,1.1万个大小岛屿洒落其间。在另一边,三大阶梯自天际逐级跌落,1000余条江河劈山开岭,滚滚而来。背枕青山,面临沧海,这就是中华民族的家园。海陆之间,季风往复吹拂,碧绿的田野变为金黄,稚嫩的文明走向成熟。为了寻找新的肥沃土地,人们沿着河流远行,最终抵达它的尽头。那里碣石耸立,滩涂广布,日照金沙。那里水天一色,洪波翻涌,月伴潮生。
海洋,就这样闯进了中国人的生活里。
时间回到公元前219年,一统天下未久的秦始皇,决定开启他的第一次东巡。穿过潼关,广袤的原野铺陈在他面前。这是六国的膏腴之地,也是他半生的帝王功业。一路上,他勒石树碑、立威宣德,过河洛、封泰山,最终抵达胶东之滨。
纵然已将整个江山收入囊中,但在第一次面对大海时,他仍感到天地的无穷与人世的渺小。也正是在这里,他听闻了海上仙山的传说。传言道,齐国海外有三座神山,有仙人居之,其药可使人长生不老。从此,秦始皇便热衷于求仙入海之事直至去世,而大秦帝国也在不久之后成为历史。
如今我们早已知道,这些传说中的仙山,实则是胶东半岛周围的岛屿。这里纬度较高,昼夜温差大,常年晓雾弥漫。时人登临眺望,见远山微茫、如堕云中,便误以为是仙人驻足、仙气环绕。但海上仙山传说的本质,是海洋景观对中国人时间观念的撼动。久居内陆的古人,依四时寒暑而为稼穑,木有荣枯,人有生死,国有兴衰,罔不循环更替,万物皆然。彼时之人,既不知时间的来处,也不知永恒为何物。启迪他们的,正是无边的大海。
山有际,河有岸,而海无涯;花有期,月有时,而海无终。特别是当人们看见,那曾被他们奉若神明的日月星辰都从大海的怀抱中孕育而出,其所带来的震撼,要远胜于眼前的壮美风光。在诗人眼里,大海总是与时间密不可分。“海上生明月,天涯共此时。”说的是瞬间里的永恒。“海日生残夜,江春入旧年。”说的是流逝里的新生。而戎马一生的曹操所看见的,是吞吐日月、指点星汉的力量,是支配时空、执掌宇宙的法则。
到头来,求仙问药的皇帝并未长生,吟游哲思的诗人也依旧在宦海里沉浮。中华民族对海洋的想象,在技术的进步中不断祛魅。它变得更加具体,也变得更为真实。
向海而生:艰辛与富饶
当想象的潮水褪去,剩下的都关于生存。
曲折的海岸线,在迁徙的人群脚下走走停停。世代务于农耕的人们无心贪恋美景,只想寻一片风调雨顺的良田沃土。但新世界恐怕要让他们失望了:沿岸或山峰绵亘,海岬突兀,或泥沼横陈,沟槽纵恣,或地力瘠薄,水涩泉苦。无论是哪一种海岸,都不适宜大规模耕作。除此之外,潮汐与风暴也频频搅扰人们的生活。先民们必须想尽办法,在海陆的夹缝里为自己撑开生存的空间。陆地困于匮乏,那便求诸海洋。很快,人们发现了它的富饶。海水咸苦,日晒火煎即可成盐;海鱼结群,临波撒网便是满仓。
正是这鱼盐之利,奠定了海滨地带的生存基础。早在商周之时,文献中便记载有海洋捕捞的场景:“东狩于海,获大鱼。”而在去海千里的安阳殷墟中亦发现了鲸骨,成为当时中原与大海联系的重要证据。及至汉唐,人们进入更远、更深的海域,更多的海洋物产,进入了中国人的风物世界。以海洋生物为原型,人们塑造出“鲲鹏”“鲛人”等神话形象,并为海底世界建造了一座金碧辉煌的“龙宫”,为大海的统治者龙王安排了数之不尽的虾兵蟹将。这一几乎复制于陆上世界的国度,正是中国传统世界观的延伸与补充。
至于盐,这种百姓日常生活不可或缺之物,更是从大海走向千家万户。明末成书的《天工开物》中曾记载,“赤县之内,海卤居十之八。”可见海盐生产对整个古代中国的重要性。彼时,北起辽东,南至两广,举凡平坦滩地,皆可见盐场的踪迹。在以盐得名的江苏盐城,密布着盐业官署和作坊遗址。在海南儋州,留存有7300余个宋代晒盐槽,是中国现存最早、保留最完好的日晒制盐古盐场,错落有致,蔚为大观。
有了足够的生存资源,唐宋以降,沿海人口逐渐增长,一座座村镇破土而出。为了与风高浪急的环境相对抗,人们因地制宜,各显其长。有人择湾建港,依山筑城,将浪涛踏于脚下。如浙江象山的石浦古镇,凭高控港,镇海安澜,成为明代东海之滨的重要卫所。有人舍弃砖瓦,重构檐墙,将风雨拒于门外。如福建泉州的蟳蜅古村,人们用贝壳与海泥砌成坚实的墙壁,建起极为罕见的“蚵壳厝”。
还有的人,堆土为堤,聚石成塘,将潮涌扼于海中。如浙江海宁的老盐仓,这里有长度近百里的鱼鳞石塘,海潮到此,如抵绝壁,卷起千堆白雪,响作九天雷鸣,但塘内丝毫不受影响,也使这里成为一处观潮胜地。
向海而生的世界,危险而美丽,艰辛而富饶。它书写中华文明最具浪漫色彩的篇章,也将搭起最富冒险精神的舞台。
梯航万国:繁荣与开放
海滨地带,向来是人类文明中最具商贸属性的地区。
一方面,尽管拥有鱼盐之利,但粮食等生活物资的匮乏,令人们被迫向外寻求交换的途径。另一方面,宽广的海洋是天然的交通网络,它如同捏合陆岛的大手,将海岸线上的每一座城市串联在一起。
纵观世界文明版图,欧洲无疑最具海洋商贸文明的代表性。而在大陆另一端,中国的航海家们则以另一种姿态驶向远方。1987年夏天,一支打捞队在广东阳江近海偶然发现了一艘沉睡千年的中国古沉船。这艘南宋时期的民间商船,因台风而不幸罹难于此,被学界命名为“南海一号”。这是中国发现的首个沉船遗址,也是全世界迄今为止发现的年代最早、船体最大、保存最完整的远洋贸易沉船。以此次考古发现为窗口,一个中国人千帆竞渡、梯航万国的航海时代,重新浮现在世人面前。
那是烟雨中的宋元,中国离大海最近的时刻。
自安史之乱后,中国经济中心开始南移,历史的天平开始转向大海。唐宋之交,一系列航海技术革新开始涌现。人们在船体中设置“水密隔舱”,大大增强了船只的抗沉能力与稳定性。人们发明出指南针、牵星板等定向工具,在茫茫大海中得以精准定向。海洋贸易变得更安全、更高效,中国商船也由此布满了东方的海面。那时的中国,有着一条无比喧闹的海岸线。威海、江阴、宁波,一系列新兴港口密布舟楫;广州、徐闻、合浦,自秦汉以来的传统大港重焕生机。而在这些星星点点的港城之中,最繁华、最重要的莫过于古称“刺桐”的泉州。这座偏居东南的港城地处东西两大航线的中心,无论是东渡日本、朝鲜,还是西去南洋、印度,这里都极为便利。公元1087年,北宋朝廷在泉州城南设立市舶司,专管外贸与航运,泉州由此开始成为全国航海业的中心。
整个中国历史,恐怕再也找不出第二个宋元的泉州了。这座马可波罗口中的“东方第一大港”,落遍了舟楫帆樯,挤满了夷客番商。他们操持各国语言,开店铺、盖宅第、建庙宇、通婚姻,逐渐融入中华民族之中。在泉州,远道而来的香料、珠宝,极受本地富家追捧;而泉州本地出产的陶瓷、茶叶、刺绣,亦在海外畅销无阻,以至于许多本地作坊开始专门生产外销瓷,甚至允许私人定制,谓之“定烧”。这些中国商船一路穿越南海、孟加拉湾、阿拉伯海、红海,轨迹编织成一张大网,这就是“海上丝绸之路”的巅峰。
及至今日,依然能在泉州古城见到昔日盛况的遗迹。那一条长长的西街,千百年来容颜未改。不同宗教的庙宇宫舍,依然比肩而立、各享香火。特别是流行于闽粤沿海的妈祖信仰,似乎还在庇佑着泉州人劈波斩浪、雨顺风调。它曾如此繁荣,也曾如此开放。它是世界的遗产,也是中国的辉煌。
海上风来:变革与交融
不得不承认的是,明清以降的中国,日益走向保守与封闭。尽管郑和的船队还闪烁着宋元时代的余晖,尽管广州海关始终维系着与外界的交流,但整体而言,中国与大海乃至整个世界的距离,仍变得越来越远。不过,这并不意味着海洋文明在中国的终结。在中国退出大海的同时,陆权也在趋于收缩。这是她两千年封建时代整体的落幕。
与之相反,近代化的种子正是从海岸线上播撒开来。林则徐的民族意识、魏远达的全球视野,梁启超的人文精神、孙中山的革命事业,无一不是起自万里海疆。在黑暗之中摸索出光明,在风雨之中找寻到方向,这就是海洋文明不竭的精神内核。
百年光阴,弹指一挥。激荡岁月,海上风来。历经沧桑变革的近代中国,交融于世界文明的进程之中。如今,一切都已沉淀下来。漫步于大连、青岛,造型精美的西式建筑,与市井街巷融为一体;行走于厦门、潮州,独具特色的南洋味道,与本土风物共享烟火。在天津、东莞,锈迹斑斑的海防炮台还在守望着国门;在唐山、南通,风尘仆仆的工业遗址依旧诉说着往事。而中外文明交融的巅峰,莫过于上海与香港。这两座在近代快速崛起的东方港口,延续着航海时代的故事,组成了20世纪的繁华。经由这两个枢纽,源源不断的新风被送往大江南北,千山长绿,万物常新。
这,就是发生在中国3.2万公里海岸线上的故事。它是地理的切缘、历史的侧记,也是人间的晴雨、文明的表里。从南到北,由古及今,中国的海洋文明风华正茂,历久弥新。江山如画,人间如梦,它值得我们献上最深情的巡礼。